说还是不说？

最近听了一位学者讲文革的事情。他讲了很多，其中有一点我是认同的，就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当时想用三五年时间发起运动，改造社会，改造人的思想。但是很多事情执行起来适得其反。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，偏偏有人反着来，偏要武斗。你说要这样，别人偏偏那样，最后搞得不可收拾，责任全在毛身上。这种事情在封建社会举不胜举。这也许是老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动因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各行各业，各色人等，从官员到田间地头，玩一点小坏，很多事情稍有不顺，或是不合自己的意愿就通过各种手段给别人找找麻烦，给别人添一添堵，和别人闹闹别扭等等，以求自己心里痛快、舒服。

上面两件事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。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，每个人又都在做这些事情。有些人把这些事情归结为中国人不信教，没有教养。我并不完全认同，任何宗教都要真信，从内心里信才行。如果真信的话，不用信别的东西，只要信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、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就可以了。

回过头看来，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，想通过运动转变中国人的很多传统观念，有一点像堂吉柯德。关键的原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这些社会顽疾不对，而是明知故犯。只要是对已方有利何乐而不为？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认为没有捷径可走，而且靠权力推动，没有共识是不可能实现的。通过对国内外的观察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中国人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事情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没有人说这些事情。我认为，之所以不“说”的原因是自身利益、自身所在群体利益的考量。之所以不“说”，是因为大家都在盯着，你说了，你做得到做不到？和你亲近的人、你所在的群体中是不是都做到了，如果做不到，就整他，看你还说不说。结果连骚扰电话、狗仔队这种“皇帝的新衣”都没人说了。如果在国外各种社会学家、文学家第一时间会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、批判。纵观中国历史除了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些批判思想以外，就只剩下一个曹雪芹的“红楼梦”了。

经常有一些好心人提醒我，话不要多说，言多语失，言多招祸等等。确实是很多时间我都感觉到，说这些是不聪明、不明智的。但是，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没人说，中国几千年不好的生活态度才延续到今，看似无法改变。如果渐渐的说的人多了，那就是真正开始改变的起点。